【康养胜地 人文兴义】在兴义的那些日子

        

编者按

这是黔西南的文学前辈卢惠龙老师，饱含深情的一篇回忆。记述了他在兴义生活、工作，尤其是进行采风创作和努力推进当地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诸多往事。

卢老师曾在兴义地委研究室、黔西南州文化局任职，还担任过兴义师专的校长，后来在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位置上退休。所到之处，工作不可谓不忙、责任不可能不重，但作为一位数十年如一日、视文学为生命的缪斯追随者，他在文学创作上始终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矢志不渝，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不设防的爱》《鲁布革启示录》《潇潇雨歇》《私人记忆》《陪你散步》《艺术部落的后院》《目送集》《卢惠龙小说散文选》等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如今虽然已是82岁高龄，仍不断有作品见诸各地媒体。

卢老师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们仿佛都在一张张筏上，时间呢，如同河水、江水，急急地或缓缓地，把我们引渡到对岸。就像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最近，与一位相互知道却未曾谋面的同好，在朋友牵引下，加了微信。

我在兴义生活了18年，走过黔西南一半以上的乡镇，至今对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怀有说不尽的深情。因为爱好，对在这片土地上有志写作的同好，也注入了较多的关注。

这位同好在微信上告诉我：1986年8月，他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北盘江南岸的一所小学教书。因为爱好写作，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给州文联主办的文艺内刊《原上草》投了一篇几不像的稿子，没想到，居然意外收获了我的关心和厚爱、一位前辈对一位初学者的殷切期望——我刚刚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不设防的爱》，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请他雅正，让他受宠若惊。至今想来，他仍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鞭策和激励着他。

我回复说，《不设防的爱》，是我在兴义期间主要的作品，多数写于1984年以前。

我到兴义以后，写作的第一篇作品是《北盘江纪事》。那时，我去坪东公社蹲点，跟随曾经是县委书记的赵良相，下乡搞小苗带土移栽。目的是实验双季稻在本地种植的可能性，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实验指导思想是实践出真知。实验的失败，证明在兴义地区的大气候条件下，种植双季稻不可推广。这种失败是有质量的。我把这些感受，写进了《北盘江纪事》，在《贵州日报》的副刊发表，几乎覆盖了一个版面，有点影响。

因为我在地委研究室工作，与方继玉、谷庆云等一起，不断下普安、晴隆、兴仁、望谟等县基层的村寨，做各类调查，我开始领略了黔西南广袤肥沃的土地，特别是兴仁县的几个大坝子，还有流水潺潺的小河沟为伴，实在兴奋。但是条件与收获还不对称。记得有一次与谷庆云在兴仁的王家寨生产队，住了20多天，反复征求农民对生产规模、方式的意见，比较究竟那种规模、方式收获最好？

当时，农村生活普遍物质匮乏，多数人只能勉强吃饱饭，副食品是没有的。时间一长，我们也吃不消，每逢赶场，谷庆云就买两只小鸡，来做白斩鸡解馋。我与方继玉去晴隆搞调查，听当地农民说，要想吃饱饭，就要像泽冲三队那样干，我们决意去泽冲看看，县委办公室郑主任陪我们去，得到大量责任到户带来好处的资料，回来给县委昌琪书记汇报，他一拍大腿，高兴地说，眼皮子底下的典型，被你们抓住了。我还与当时的地委副书记王安泽，到贞丰的挽澜乡蹲点，参加“三秋”生产，天天在生产队串。安泽是兴义通，他带我去挽澜河洗澡，说这里的河水含碱，洗澡不用肥皂。地委开“三秋”生产现场会，安泽的讲话稿自然由我起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终于贯彻下来，我根据我的积累，连续写了《马蹄得得》《兰花坡上》《酒店里》《退马》等小说，在《贵州日报》《山花》《花溪》发表。

不久，我连续写了短篇小说《春风知我意》《最后一座碾坊》，中篇小说《这边风景》《追随缪斯》，分别发表在《红岩》《山花》《花溪》《青海湖》杂志。《这边风景》4万字，发表时一字未改，只是把题目改为《韧》，我体会，这是强调改革需要韧性。这篇小说描写了改革的艰难，塑造了一个对改革“叶公好龙”的典型，被我省一个评论家写了评论，发在《山花》上。

1979年，是我写作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我以一篇《夜深深》小散文为记。这篇散文是我在从坪东到木贾方向的公路边，在一个农户家的见闻，散文不长，不妨全文照录：

“深秋。月亮圆了一半，大抵是初七、初八了。

这个竹林四合的，傍了县城的寨子，薄暮笼罩之后，月光便洒下了清辉。蜿蜒的石板路上，也飘零了梧桐树的落叶，踩上去，有蟋琐的细响。那片用青石嵌平的晒坝，那蓬叶子扶疏的竹林，各家瓦屋青黛的飞檐，还有，新收的谷草个子，白木做成的搭斗，手摇的风车和卷了起来立在阶沿前的晒席，全被月光勾勒出明明朗朗的轮廓。

“月色里，隐隐约约的人语，吸烟筒发出的咕噜咕噜的轻响，刺笼里雀鸟的叫声，都听得真切。唔，还有生人路过时的犬吠。微风摇荡的大气中，谷草的温馨，熟透了的山果的清香，甲虫特有的气味，也扑面而来。谷米进了家，水牯添了膘，寨子里，像有一种成熟、温暖、香甜，存乎其间。

夜归的货车，沿着寨子坎下的公路，向前方驶去，车灯射出长长的、亮亮的光柱，一辆过去了，接着又是一辆，一辆一辆渐次地远去，就像汩汩流水，竟日潺潺……

夜深深，晒坝上又细碎又缠绵的人语，越更清晰。

“坎下的那蓬刺梨，好甜，退了涩的……”说话的人，喉音浓重。

“明天让娃儿讨一背，城头人稀奇。”这是让人感到苍迈的声音。

烟筒在响，烟筒上明明灭灭的红光，一闪一闪。

“这一冬，不出去找点活路？”苍迈的声音。

“要去的，岔江底下，修公路，要人。”

“有活路做，不说几百上千的进项，总比去桥头蹲茶馆、赌钱强。”

“正月间，老二接媳妇，二万块少不下来。”

“凑齐了么？”

烟筒递到另一双手上。

“还差六七千，开春，卖洋芋种，少说收两三千。再去岔江三个月，也差不多。”

“岔江底下，要的人多么？”

“想必不少。”

“你不去约老贵一起去？他家去年背账。”

“倒是。”

犬吠。竹林的萧墙边，有人游荡，还唱着从城里学来的歌：河里的青蛙从哪里来……

不用说，寨子里会唱这种歌的，准是老贵。晒坝上的人招呼他过去，问他去不去岔江做活路？

肩背圆浑的老贵，直愣愣地瞅着前面的人。他说，他家今年够吃够穿，又不背账，哪里也不去。

晒坝上的人相当的不自在了。他们暗暗地嗤笑了老贵一回。优游的日子，为乡居的人所不取。

浓重的喉音，忍俊不禁，诉说起正月间将要施行的礼数。话语，那样浓烈，那样舒适，又那样相宜……

这时候，雾岚漫上了屋前的石阶。”

这篇散文，是表达写作的内容和路径，需要变革和拓宽。

1983年，我曾经以省文联委员名义，向州委写了一封建议成立州文联的建议书。州委答复：州文联的工作与下一步成立的州文化局合并。我说，一个是政府机构，一个是群众团体呀。领导说，现在还分不了这样细。

一年过去，州委竟然把我调到州文化局。

我到州文化局，就作手恢复文艺杂志《原上草》，内部出版了《黔西南小说选》《黔西南剧本选》等，因为我本身爱好，又有了机会，就想为黔西南的文学爱好者做点事。

《原上草》复刊，来稿很多。我理解大家都在渴望春天。所以，对每一件来稿，都用心处理。

黔西南的作者自觉地聚拢。我们及时地在安龙招提和贞丰的三岔河召开笔会，请业余作者来，给予时间和物质的补助，让大家互相琢磨作品，交流创作经验。普安的董家齐、望谟的杨道松、安龙的陈翰辉等，都是那时出类拔萃的。笔会之后，《原上草》杂志集中发了他们的作品。

1984年，我们请省话剧团的汪华绮为导演，把龙方创作的《茅酒飘香》剧本搬上舞台。我和州委宣传部的王大明带队，去茅台酒厂演出。《茅酒飘香》剧本，在《贵州剧作》头条发表，同期，发表了文化部郁徳生的评论《石已成金待精琢》，并评为当年贵州戏剧创作一等奖。

1985年，我和王文科、毛鹰创作了歌舞剧《查郎与白妹》，在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评奖中获得铜奖。同时，我们重点抓了布依族戏剧《罗细杏》，赴昆明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获得一等奖。

1987年，我的《不设防的爱》中短篇小说集出版，我向我知道、熟悉的基层作者分送了40册。

同年，我去贵州人民出版社看《黔西南风景线》的校样。这是黔西南几位同好一起编写的宣传黔西南旅游资源的书。当时出版社的副总编张克，约我写一本兴义鲁布革的报告文学，八万字。鲁布革水电站，是我国第一次公开国际招标，日本大成公司中标，并夺得隧道日进度世界第一的成就，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面旗帜，影响很大。我想，约我写鲁布革的报告文学，应该是鲁布革就在我们兴义吧。我同时也在想，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去表现一下这个重大题材呢？

是的。早在1982年，兴义地委大院就迎来了第一批外国客人。当年，兴义没有拿得出手的宾馆，惟有地委后楼接待上级来人的两三间房间，既安全又卫生，于是，这里就成为接待白皮肤的挪威人、须眉浓重的澳大利亚人的中转站。他们是来考察黄泥河畔的鲁布革的。

他们到来那天，地委大院的家属、小孩被告知：不要围观、不要搭话、不要靠近……黄昏时分，大院很清净，树荫下、门缝里到处躲着好奇的眼睛。

他们从沾了泥浆的越野车上下来，没有什么西装革履，而是质地粗糙的工装。他们风尘仆仆，背了鼓鼓的行囊，胸前都挂了相机。偶尔见到小孩，很友善的招手、微笑。呵，他们不过是工程技术人员。封闭隔绝的状态，从此在黔西南翻篇了。

跟着，我和兴义师专的一些师生，包括殷运岚、张霆、吴玉萍等等，作为社会实践，来到鲁布革。鲁布革的大山沟里，棕榈、芭蕉、仙人掌，处处透露出亚热带的风光。我们参观了大坝、引水隧道、调压井、厂房，我们在工地一转，头发上、衣服上、耳朵里、牙缝间，都是尘沙。我们走访了刘廷伟、蔺正伦、曾承贵、胥明新、何中华、谢德海等一批水电干部和工人。我们了解到水电工人一直过着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生活，在“亏了我一个，光明十亿人”口号的鼓舞下，含辛茹苦，忍辱负重，转战南北。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对日本大成公司“皮鞭加金钱”的管理稍有微词，发出了我们是奴隶还是主人的疑问。鲁布革归来，我为兴义师专编了一期以鲁布革为题材的校报。不久，我又单独去采访了一次。回来之后，我草拟了报告文学的提纲，这时，州文化局的赵范奇告诉我，《原上草》少一篇贴近现实生活的头条，要我把鲁布革的报告文学抄一部分给他。因为急于发稿，我只好把报告文学的提纲，一个无血无肉的骨架给了他。

我再次来到鲁布革。这次我直奔工程管理局，合同处处长张忠国、外事处翻译王凯，给我介绍了国际招标的戏剧性进展和日本大成公司、挪威专家的种种情况。4月25日，我第三次来了，直接采访了日本大成公司鲁布革事务所所长的泽田富治先生，泽田君和他的翻译平本显三先生，友好、详细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15个问题。走出大成事务所，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我找到了把原先那些材料照亮的烛光，那就是我们必须致力于重建民族精神。就像阿基米德找到了支点，整个报告文学主旨有了，框架结实了。

1988年春节前夕，正在我废寝忘食写作鲁布革时，我奉调贵阳了。

到了贵阳，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在办公室，一章一章照直写下去。应《黔西南报》胡宗裕、董朝阳之约，我把第一章《开放的阵痛》给了他们。另一章《悲壮的吉普赛》，由《贵州日报》发了。接下来，《花溪》月刊发了四章。整个书稿，疾行慢行，8月交给出版社，算了却一件事。然而交稿之后，鲁布革的点点滴滴仍在心中荧荧烨烨。

后来，我去北京，在国贸大厦，我把50本《鲁布革启示录》，送给了日本大成公司的中国总部。

后来，我去东京，在银座，我来到日本大成公司本部的大楼。

我在兴义十八年，时间属于公众。春夏秋冬，朝朝暮暮，日子总是嘈杂而拥塞，只是我的努力似乎都因了内在比较厚实的人文情怀，这是命运的一份派定。

后来，我把描写黔西南山山水水的文字集中起来，出版了一本《乡村笔记》，留下珍贵的记忆。

（图为卢惠龙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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