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养胜地 人文兴义】乱世清流王伯群（下）

“乱世清流”，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著名学者汤涛教授在第一部研究王伯群的评传《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中对王伯群的评价。“清流”，原指清澈的流水，后用来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清流”与“浊流”相对，针对王伯群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官场，这个评价是比较理性、全面、中肯的。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定阶段。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已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地总结，取其精华，剔除糟粕，鉴往而知来，才能更好地服务现实。我们之所以关注历史，关注王伯群这样的历史人物，根源于此。

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王伯群是一个忧国忧民、爱国爱民，能力超群、惠泽后世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政治家、爱国教育家。

研究王伯群，借鉴他的经验教训，承继他忧国忧民、投身教育的精神，无疑是乡人责无旁贷的事情。

王伯群，这个从贵州兴义大山走出来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历史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拨开历史的迷雾，他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王伯群研究专家汤涛 （资料图片）

创办大夏大学

“世人每每提到大夏大学，就想到了王伯群，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不可分离。在国内连年战争、民穷财乏的状况下，他单枪匹马，于上海创成大夏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古人对于道德高尚、学识宏通、传业启世的大师硕儒，不论是受业门人还是私塾弟子，多仿效古代谥法之义，表示尊师重教之敬意。笔者认为，以‘大夏之父’之名奉献于王伯群，以表敬意，是再恰当不过了。”

汤涛教授在《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一书的第一章里，这样深情地写道。个人以为，汤涛教授的这番话诚是中肯的评价。

作为卓越的教育家，王伯群除了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外，还先后执掌国立交通大学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第二任校长期间。

大夏大学的创办，有着偶然性，源于厦门大学的学潮。

厦门大学由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21年创立，同年7月4日，第二任校长林文庆（抗战期间成为汉奸）就任，誓言把厦大“办成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林文庆是尊孔派，把“止于至善”作为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

1924年4月6日，在校庆三周年时，林文庆演讲称“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遭到国民党媒体集体炮轰。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学生群情激奋，厦大“学生会乃于4月22日召开大会，提出林校长思想陈腐，影响校誉，提议以全体学生名义函请他退位”。

陈嘉庚力挺林文庆，几名主谋学生被开除。这使学生与校方矛盾不可调和。同情学生的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被借故提前解聘，他们愤而离职，330余名学生也一同退学到了上海，谋创新校，史称“厦大第一次学潮”。学潮后，厦大注册学生仅剩277人。

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在学生代表何纵炎的引荐下，他接待了欧元怀、王毓祥等人的来访，而后决定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最初起名为“大厦大学”，意为比厦门大学办得还要大，后改为“大夏”，寓意“光大华夏”。

此时的王伯群是激情满怀的革命者，他办学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王伯群的外祖父刘官礼在兴义曾创办过二十多所学校，他的母亲刘显屏创办过兴义第一所女子学校，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他对教育的情有独钟。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的事业，全情投入了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上海市文保单位王伯群故居（上海市长宁区少年宫） （资料图片）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是大夏大学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大学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二十五所，竞争殊为激烈。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到1943年，大夏大学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到1951年，在27年的办学历程中，大夏大学共培养了二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大夏大学与复旦、光华和大同，成为上海当时四大著名私立大学，有“北南开，南大夏”之称，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私人创办大学并非一件简单之事，财力人力物力都要费尽周章。王伯群执掌的大夏大学，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办学困难：

第一、生源素质不好。私立性质，决定了难以和公立大学（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竞争，难以吸引优秀的学生报考。

第二、经费不足。这个私立大学的正常运转，基本上靠校长组织的募捐和自己捐助，教育部拨付的经费较少。

第三、师资不足。由于办学经费始终不足，尽管聘请了一些名师任教，但只占四分之一左右，总体上始终无法更多地聘任名师或海外高学历留学生。

第四、随时担忧教育部等势力的吞并。由于办学质量高，影响深远，引起各种势力的觊觎。巨大的压力，迫使校长把太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周旋各种势力之间。

但是，王伯群超强的关系人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为大夏大学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到1932年底，学校筹集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当时上海滩的许多社会名流，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的对象。大夏大学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到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较大的大学之一。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王伯群深深懂得名师出高徒的道理，他广延名师，马君武（大夏大学第一任校长，广西大学创办人）、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均曾在大夏大学任教。正因为这样，大夏大学才培养出了熊映楚、吴亮平、周扬、胡和生、刘思聪、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新中国成立后，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大学就出了15人。在大夏大学办学的27年中，其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其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它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当我们将理性的目光投向历史，大夏大学办学成功的原因无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王伯群个人极强的人脉、理财能力是办学成功的政治、经济基础。而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管理能力，是办学成功的精神支柱。

第二、王伯群不内卷，他知人善任，团结师生，给予师生非常自由、宽松的时间、空间，让师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迎接挑战和解决困难。如经常保释、营救游行示威、分发传单，甚至是中共地下党的师生，真正关心师生生活、身心健康。

第三、王伯群坚韧的性格。这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从革命救国到实业救国，从实业救国到政治救国，他都失败了。而大夏大学的创办，直接导致了他从政治救国到教育救国的转变。

第四、善于借鉴哈佛、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的管理、教学经验，形成一套适合大夏大学实际、科学、先进的管理、教育模式。如首先实行导师制，进行通识教育等。

这些，对于今天真正想办好教育的管理和从业者来说，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大夏迁黔

1937年12月，大夏大学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间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大夏大学学生周蜀云忆述道：“若非校长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绅，还无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在当时的贵阳各机关中，除了原有者不计外，凡是中央或省外前来的机构，要以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为宽敞、最具规模了。”

1939年，王伯群从贵州省政府和贵阳商界大佬处筹到花溪公地两千余亩为固定校址，兴建新校园（今贵州大学花溪校区，物理楼、图书馆、明鉴楼、大礼堂、行政办公楼至今还在使用）。如此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大学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入时300余人，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对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伯群倡导大夏大学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为贵州最高学府，所负使命，既重且大。”大夏大学当“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大学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参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社情民意和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出版了《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关于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今天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1941年，教育部责令大夏大学停办教育学院。至此，历史悠久的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宣告终结。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四个年级一千余学生，全部并入新创办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新校一经创办即得到大批毕业生。大夏大学没有教育学院的支撑，这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无疑是釜底抽薪，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但是，若以大夏大学牺牲教育学院来振兴贵州教育的观点来论，教育学院可视作大夏大学赠予贵州最珍贵的礼物，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便是大夏大学教育精神在贵州的继承者。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创办之初，院址仅有10亩规模，且租借文化路房屋为校舍。首任院长王克仁（兴仁人）写信给王伯群，请求租借大夏大学花溪校舍并临时搭建厨房、厕所，王伯群回信同意，理由是“贵阳师院培植地方师资，发展国家教育，与本校所负使命并无二致。”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阳的全部校舍划归贵阳师范学院为正式院址。

大夏附中创建于1938年6月，初设在南明河畔的原讲武堂旧址。1944年，大夏附中改名为大夏中学，校址搬到合群路乐群小学内。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为了纪念王伯群，孙科建议将大夏中学改名为伯群中学，迁到水口寺马鞍山（今贵州省团校）。伯群中学成立后，大夏大学校董事会为了充实伯群中学的基础，将原花溪的校舍以及百亩熟土、千亩荒土、三座砖窑全部移交给伯群中学使用。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还捐出王家在水口寺三座碾房的营业收入。1949年，贵阳解放后，伯群中学和其他四所中学一道，并入贵阳一中。

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回忆录《人生事总堪伤》 （资料图片）

溘然长逝

1944年12月2日，日军占领桂林后，挥军北上，独山、荔波、八寨（今丹寨）等县相继失陷，战况危急，贵阳震动，西南各省人心动摇。于此，大夏大学决定撤到赤水，本就身体不好的王伯群在忙于搬迁的同时，决定赴重庆落实疏建经费。12月12日，王伯群胃病复发，出血病危，被紧急送往陆军医院治疗。住院中，仍念念不忘大夏大学迁移进展。由于焦虑大夏大学师生，加上旅途劳顿，交相煎逼，遂致胃肠大出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病情不断恶化，于12月20日溘然逝世。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足见一生忠贞赤城，志向坚定，心怀远虑。遗嘱曰：

“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滋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愧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共同努力，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王伯群的逝世，大夏大学秘书长王裕凯说：“使大夏失去了保姆，学生失去了导师，合校员生，均在凄风苦雨中。”欧元怀闻此噩耗，顿足悲痛：“此为大夏大学西迁中无所弥补之损失。”

12月28日，重庆各界假长安寺公祭王伯群。12月30日，国民政府要人及社会各界人士数百人前来执拂，引王伯群灵柩到江北猫儿石久安公墓安葬。1945年1月25日，国民政府为王伯群发表褒扬令。

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名宿，一代伟大的教育家，就此长眠在重庆猫儿石之巅！

王伯群的一生，是让人感动的，也是令人敬佩的。比较全面的梳理了王伯群的一生后，笔者撰了一副对联，算是概括：

胸怀明月，童幼承慈训，少年进笔山，弱冠渡东洋，而立兴实业，直挂云帆三万里，真吾大夏凌霄子；

心寄清风，京师参国会，羊城理内政，金陵长交通，海上重文教，历经霜雨六十春，不愧汉家栋梁才。

（特别说明：本文的写作，参考了《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汤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黔西南日报》之前发表的《弘扬书院文化，传承笔山精神》《笔山书院的由来及其文化成就》《探寻笔山书院旧址》《这座文庙没有修建状元门，但棂星门下，依旧光争日月》等文献资料，特致谢意。）

责任编辑    邓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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