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茶籽化石

茶籽化石的发现

来自省内外的八十余名嘉宾，充分肯定了茶籽化石的出土，在茶树原产地之争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其无可争议、独一无二的考古价值，有力地托起了贵州作为世界茶源地、茶文化发祥地中心的地位，提升了贵州在茶叶行业的话语权。

作为茶树原产地的实物证据——茶籽化石，迄今全球仅发现一枚。这便是收藏于贵州省茶研所、已经退休的晴隆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卢其明，于1980年7月13日，在晴隆和普安两县交界的云头大山上，意外得到的四球茶籽化石。

茶籽化石（资料图片）

这枚化石的出土，将黔西南出产茶叶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上百万年；还从地质学、考古学、生物遗传学等方面，佐证了黔西南的茶树原产地地位。

卢其明应该是黔西南第一个茶叶专业人士，也是为数不多一生与茶叶打交道的专家。茶籽化石之所以与他有缘，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为了还原茶籽化石发现的经过、厘清一些相关谬误，我对年逾八旬的卢其明及其相关见证人，进行了采访。

卢其明是广西横县人。

横县是茉莉花之乡，也是世界有名的茉莉花茶加工基地。近些年来，黔西南生产的炒青绿茶，大量销往横县或通过横县，被再加工成茉莉花茶，进入国内外市场。

在这个意义上，卢其明将他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黔西南的茶叶事业，也算一种缘份。

1958年7月，在遵义农校茶叶专业学习期满，19岁的卢其明，被分配到晴隆县农业局农推站工作，开始了他一生与茶叶打交道的历程。

从1980年开始，省茶研所在农业厅“贵州野生茶树资源调查研究”课题支持下，着重对黔西南地区的茶树资源分布、现状和利用价值等进行调查研究。

为了提高课题参与人员的业务能力，1979年8月，在湄潭开展了师资培训，卢其明应邀参加。培训回来后，卢其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的调查。

1980年7月8日，他和茶叶辅导员罗应奉，又出发了。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先后经过他之前负责技术指导建设的闻风、砚瓦、廖基、西舍、箐口等社队茶场。7月12日晚，他们到了箐口，先在茶场了解情况，然后才到税务所副所长庭永贵家歇宿。当时条件差，既没有招待所，更没有旅店，下乡的干部，都是到熟人家借宿。

次日一早，在公社食堂吃过稀饭，准备出发。箐口公社的副书记陈明学，主动充当向导。当时国家尚未强化枪支管理，陈明学配有一支半自动步枪，他将其挎在肩上，走在前面带路。

罗应奉是晴隆县光照镇者布村人，从兴义农校（时称“兴义农大”）毕业后，遇到“社来社去”政策，有些失意。农业局领导考虑到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将其聘为茶叶辅导员，给卢其明当助手。

卢其明的工作，更多是在野外，他也习惯了野外的环境。经常走村串寨、爬山涉水，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除了肩上的帆布挎包，还会随时拄一根木棍，上坡下坎可以助一臂之力，还能用来抵挡随时可能遇到的狗和蛇。

中午时分，他们来到新庄，离沈家原先居住的地方已经不远，准备到箐口茶场职工张仕武家找饭吃。结果张家已经吃过，又没有剩饭，现煮时间又不允许。情急之下，张仕武临时煮了一锅洋芋，他们一人吃了两个，又装了几个在挎包里，继续赶路。

海拔1800多米的云头大山，从北侧绵延而来，在云头寨子后方，一个转折，呈V字形展开，向西南方向逶迤而去。那个V字形山体内侧，就是茶籽化石出土地。

沿着陡峭的山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好不容易终于爬到了山顶。卢其明这是第三次爬上云头大山，第一次在十多年前，上次是在一个多月前。也在上次，他发现了后来被张宏达教授鉴定为红药红山茶的茶树新品种。

休息了一会，他们三人分头行动——陈明学漫无目的地在山上闲逛，罗应奉和卢其明，钻进西北斜坡上的树林里，两人一前一后，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卢其明交待罗应奉，再采集一些红药红山茶标本，他则拿出尺子、本子和笔，观察、丈量、记录分散在树林里的茶树基本情况。

忙碌一阵后，竟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镇静了一会，他觉得应该找一些茶种带回去，但抬起头来，茶树上既没有花，也没有果。此时，正是茶籽即将成熟的季节，这些茶树上怎么没有种子，是不是因为成熟较早，已经脱落？他两眼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草丛，希望能扒拉出一两粒来，也就不虚此行。

走着走着，一块四五平方米的滑坡体，出现在他面前。他不由怔了一下，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因为那意味着没有抓扯的东西，存在安全隐患。他上下左右打量着，那个因为雨水冲刷浸润形成的滑坡体，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以便继续前行。刹那之间，他惊呆了，他看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块，像是刚从岩体上脱落下来，掩映在泥土和碎石之间。石块的质量并不好，石化程度不深，但却鼓凸起三个显眼的位置，看上去像是某种植物的种子，凝固在上面。

若干年后，卢其明在《茶与生命同伴》一文里写道：“突然，一块掌大的石块展现在眼前，上嵌三枚与茶籽相似的物体。我当即捡起，惊喜万分。”

有点意外。卢其明环顾了一下左右，罗应奉离他很远，也不见陈明学的身影。他想告诉他们，这里有一块特殊的石头，但他冷静了一下，又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特殊在哪里？他轻轻地弯下身去，小心地将那块石头捡起，抹去上面的泥土，放到眼前认真地端详了一会，越看心里越抑制不住兴奋。他从挎包里，拿出那条蓝雁牌香烟的外壳，将石块稳稳当当地包好，放进挎包，再从外面轻轻按压了一下，感觉踏实了，这才坐下来，摸出烟和火柴。

卢其明将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感觉如释重负般轻松了许多。他目视远方，只见群山连绵，天高云淡；晴隆县城所在的位置，隐约可见。已经出门五天，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他将烟吸完，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西斜。他习惯性地将烟头插进泥土里涂灭，侧过头去，放开喉咙大喊——陈明学，下来，天晚了，我们回家吧！接着又喊罗应奉——你弄好没有，可以走了？

那天是星期天，陈明学没有回箐口，而是陪着卢其明和罗应奉，往县城方向赶。走到普晴林场场部，便抄小路回了月亮田家里。

尽管感觉很累，但挎包里装着疑似茶籽化石的卢其明，浑身都是力量；罗应奉呢，也带着当时尚未命名的红药红山茶标本，同样显得比较高兴。

茶籽化石的鉴定

星期一早上，卢其明带着茶籽化石，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他将化石放在办公桌上，埋头整理相关材料。

卢其明近影

不一会儿，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农推站副站长张顺祥，走到他的身旁，一眼看到那块化石，惊得睁大眼睛，兴奋地问：“你从哪里得到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赶快送去鉴定！”

卢其明说：“怎么不送？我正有此意呢！”

张顺祥伸手将化石拿起来，认真地端详：“难得难得！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准备送到哪里鉴定？”

卢其明沉吟了一下，说道：“贵州省的茶叶权威机构，只有省茶研所。这是我们贵州的东西，送给他们最合适。”

张顺祥说：“万一他们鉴定不了怎么办？应该送到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

卢其明说：“省茶研所不能鉴定，应该会送出去找人鉴定。”

很快，卢其明发现疑似茶籽化石的消息，便在单位传开，同事们都向他表示祝贺。

当天下午，卢其明找到晴隆县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段白隐。段白隐有一台120照相机，卢其明要请他拍几张照片，作为依据，段白隐欣然应允。这些照片，卢其明至今仍妥善地保存着，却因不便说明的原因不愿公开。

在将手里急需处理的事情忙完后，卢其明这才钉了一个木箱，找来一些棉花，将化石包裹严实，拿去邮寄。

邮政局当班的年轻女营业员，说根据规定，要打开木箱，验明正身，看是何物，是否属于违禁物品？卢其明无奈，只好又将木箱拆开。当女营业员看到是一块石头时，疑惑地说：“一块烂石头，还要回执和保价？”卢其明说：“你不管它是不是烂石头，你只管收寄就是了。”

尽管心存疑虑，但女营业员还是按照卢其明的要求，办理了邮寄手续。与此同时，卢其明通过电话，将“我得到一块化石，需要鉴定，已经寄出，敬请查收”的情况，报告了省茶研所。但他已经记不得，是谁接的电话。

三天以后，省茶研所的刘其志、林蒙嘉、王成仁等专家，收到茶籽化石后，异常惊喜。三人不顾手上正在忙活的事情，次日便兴致勃勃地坐上班车，赶赴晴隆。然后在晴隆县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不辞辛苦，爬上云头大山，亲临化石出土现场，对野生古茶树生长的气候、土壤等进行考察，同时也希望能像卢其明一样，交到好运。

因为他们的这次行动，一些报道和论著中，出现了茶籽化石的发现者张冠李戴的情况。对此，卢其明颇有想法，认为这种“照顾情绪”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致在很长的时间里，卢其明都对媒体抱有成见。黔西南电视台记者毛继强，曾在《追踪晴隆茶籽化石》一文里写道：“当时他把化石邮寄到省茶研所后，一直杳无回音，直至前年（2008年），邮件经收人，才给他开来一纸收据。更有甚者，当年个别媒体很不负责，报道此事时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他的发现，说成是省里、县里其他人的发现，导致这些年来，卢其明心里很不悦服，很不相信媒体。”

那么，为什么卢其明没有陪同刘其志等人上山？对此，卢其明也深感遗憾。原因是他把化石寄出的当天，便接到了家里的电报，说父亲病重，要他回去一趟。

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卢其明回家的次数，不到十次。包括后来父亲和母亲去世，身为长子的他，都未能回到治丧现场，护送生养自己的二老最后一程，每每想起，他都深感愧疚。当时他已经五年多没有回家，估计年近七旬的父亲，可能挺不过来，便向单位请了假，匆匆赶赴横县老家，从而错过了与刘其志等人一起上山的机会。

经刘其志等人分析，卢其明发现的那块化石，初步鉴定为茶籽化石。刘其志在鉴定意见里说：“从化石茶籽的形状看，很接近该地野生茶树的种子，有明显的种脐，种脐旁边有三个胚珠的印迹。这块化石茶籽共有三粒种子，其中两粒发育正常，有一粒为发育不全的种子，亦有明显的种脐存在。茶籽化石的出土地点，主要是三叠纪地层，而茶籽化石则是在第三纪规程岩层中发现，和茶种植物的发生时期相一致。”

据刘其志和林蒙嘉后来回忆，当年收到卢其明寄去的茶籽化石后，虽感惊喜，却很慎重，征得省里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会同省农科院、省地质局、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等单位的专家，联合对化石进行了初步鉴定，一致认为是茶籽化石。

但他们拿出的结论，还需要得到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认可。为了进一步确定鉴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他们专程跑到广州，请教中山大学茶类植物学家张宏达教授，张宏达的看法，与他们的结论基本一致。

到了1987年冬天，为慎重起见，省茶研所将普安县普白林场的一颗野生古茶树种子、一颗湄潭茶树种子、一颗云南大叶茶种子，作为对比材料，连同茶籽化石一起，送到南京，交给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权威专家郭双兴。

在野生古茶树林里，发现茶籽化石，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遗传上的亲缘关系，即那些数量众多的野生古茶树，是茶籽化石的族中后裔，而茶籽化石，则是古茶树的先祖。只是这个前辈与后裔之间，在时间上相差了上百万年。

郭双兴教授经过查找大量资料、反复比对，又千里迢迢，亲临云头大山的茶籽化石发现地，深入考察。直到1990年初，才慎重地给出鉴定结论：“化石的外形、大小，具种脐，周边突起，种脐旁侧有凹痕，种子顶端扁平，或微有突起等特征，与现代四球茶的种子非常相似，化石可归属于四球茶。化石与四球茶的种子也略有不同，表现在化石的表面较平滑，纹饰不太清晰，化石在埋藏期间地质的作用下受到挤压，种子的高度变矮，基部的种脐变大，种子因搬运表面有碰伤痕迹，这些由于外因造成的化石种子物理形变，不是种子本身的固有特征。因此，化石种子仍可归属于四球茶。”

郭双兴评价道：“世界上茶科化石甚为罕见，尤其是茶科种子化石更是难得。贵州发现的茶科种子化石，是非常珍贵的化石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茶叶历史及茶科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2010年，郭双兴在接受黔西南电视台采访时，仍然明确地说：“此化石可归属四球茶籽化石，推测年代为晚第三纪至第四纪。第三纪包括古近纪和新近纪，地质年代上限为6500万年；第四纪是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地质年代下限为258万年。”

也就是说，如果这枚茶籽化石发生在第四纪下限，则存在时间至少已有258万年；那个时候，茶树已经在黔西南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生长了。相对来说，印度阿萨姆的野生古茶树，时间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特殊贡献奖”证书

鉴于卢其明的特殊贡献，他曾被推选为贵州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2014年4月，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贵州省茶叶学会，联合授予他“贵州省茶行业特殊贡献奖”。获奖证书详细介绍道：“1980年7月13日，卢其明等在位于晴隆县与普安县交界的云头大山的一次科考行动中，发现了茶籽化石一枚。经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等部门专家反复鉴定，确定为第三纪末第四纪初的四球茶茶籽化石，是迄今为止世界唯一的茶籽化石。该化石的发现，印证了‘世界之茶，源于中国，中国之茶，源于云贵’之说，为证明贵州是世界茶树起源地研究，作出了特殊贡献。”

茶籽化石的遗憾

卢其明发现的茶籽化石，尽管是世界唯一、全球仅有、独一无二，但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却不尽如人意。别说普通民众知之甚少，就是茶界专家、学人和广大茶叶爱好者，了解的似乎也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多、推广不力、话语权不重有关。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它出土在信息传播技术异常发达的今天，或者出土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份，也许早已闻名遐迩。在这个层面上，茶籽化石于斯时斯地出土，多少有点生不逢时。不得不说，这是茶籽化石的遗憾，也是卢其明的遗憾，更是黔西南和贵州的遗憾。

但所有的遗憾，都没有影响茶籽化石的学术价值，没有掩盖它作为茶树原产地中心最有力的实物证据的存在。

为什么说茶籽化石有遗憾？因为在它出土多年以后，有关茶树原产地的诸多论著，对于它的存在，几乎没有提及。

在我所能查到的资料中，最早记录卢其明和茶籽化石的文章，题为《小小茶树，一枝一叶寄深情——记晴隆县农业局农艺师卢其明》。该文被收入贵州省委组织部1986年编写的内部资料《生命在异乡闪光》一书。文中写道：“成天在山林野地转悠的卢其明，从笋（应为沈）家箐一片野生山茶树生长的陡坡上，发现了三颗茶籽化石，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具有重大科研价值……这一重大发现，说明晴隆在很早以前就有茶树的生长，晴隆是茶树原产地之一，有力地打破了茶树原产印度的传统观点，雄辩地证明了我国是最早发现茶树，最早知道用茶和饮茶的国家。”该文作者先有金，当时在黔西南州委办公室任职，后来从黔西南州政协秘书长位置退休。我问先老，这篇通讯是否见诸其它媒体，回答说“我是第一个采访卢其明的人，但稿子除了被收入集子，没有在其它地方发表。”说明在茶籽化石发现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百度“茶籽化石”，搜索结果支离破碎，比较散乱和模糊，一些论著的引用，表述不够准确，也不精练，甚至出现将茶籽化石的发现者张冠李戴的情况。更多的媒体报道，则出现在近年来，省里提出将茶叶产业作为特色农业加以重视以后。

2019年第11期《农技服务》，发表了贵州省茶研所的胡伊然、陈璐瑶、蒋太明合写的《贵州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及其价值》一文，指出了茶籽化石包含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算是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文章，但美中不足的是，不仅来得太晚，而且行文中的一些表述，也比较模糊。

曾有专家感叹：黔西南的铜鼓山和交乐，虽然出土了众多品位不低的历史文物，但研究、开发和利用，却远远不够。勿庸讳言，茶籽化石的遭遇，也大同小异。

如果说在郭双兴教授的鉴定结论公诸于众之前，业内人士、特别是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茶籽化石的出土并不知情，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发表和出版的相关论著，仍然忽视茶籽化石的存在，不将其作为立论依据加以引用，就有点可惜了。

我们先来看吴觉农（1897－1989，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所著的《茶经述评》。该书最初出版于1987年，被“认为是一部茶学力作”。我手上的版本，为2019年11月第2版北京第12次印刷，该书在《后记》里写道：“原文基本不作改动，个别需加订正处，尽量以注释的方式说明……现经大家的共同努力，第一版不足之处，部分得到了弥补。”

我认为，没有引用茶籽化石作为立论依据，无疑是该书第一版的“不足之处”，尽管当时茶籽化石已经问世七年。这且不说，我手上这个版本，还是只保留了1976年出版的《贵州茶叶通讯》里的部分内容：“据贵州省农业局及茶研所调查，在习水、赤水、桐梓、安龙、普安、榕江、务川等县，先后发现大茶树。”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贵州省茶研所的调查结果，纯粹没有涉及；对茶籽化石的出土，更是只字未提。

吴觉农作为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茶树原产地在印度”观点的中国人，终生都在为茶树原产于我国这一主张，上下求索、奔走呼号、寻寻觅觅，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他应该为茶籽化石的出土，感到骄傲和自豪、欣慰和满足。可是，茶籽化石虽然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仍然没有进入《茶经述评》修订者的视野。或者说，这么重要的论据，居然被该书忽略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20年6月第13次印刷的2011年修订版《中国茶经》，在《最古的茶文物》一段里写道：“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所发现，最早为中国人所利用，最早为中国人所栽培。同时，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文物，这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中国是茶树起源的佐证……关系到茶的文物十分繁杂，诸如茶人、茶具、茶书、茶画、山泉，以及有关的茶文化遗址等等。”

不仅这段关于“茶文物”的专论里，没有提及最古老、也最权威的茶文物——茶籽化石，这部号称“汇集了全国茶学界、医学界、文化界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学者，以及部分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的中青年专家五十余人，经过三年的努力合作编写而成……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茶的起源和传播，茶的性质和功用，茶的品类和花色，茶的栽制和贮存，茶的品饮和礼俗，以及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的巨著的其它篇章，也没有提到茶籽化石。这就不仅只是茶籽化石的遗憾，我以为也是该书的遗憾了。

云头大山远眺

作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规划教材的《茶树栽培学》，写到了“茶树原产地之争”“中国主要产茶省的生产概况”等，却同样忽略了已经成为全国产茶大省的贵州，更只字未提贵州发现大量野生古茶树和茶籽化石的事实。

何昌祥的《从木兰化石论茶树起源和原产地》一文里说：“现在尚未发现与茶树器官有关的确切可靠化石记录。显然，这就是地质工作者、茶学界以及植物学家们今后共同携手努力的方向。”这篇论文发表于1997年第二期《农业考古》，离卢其明发现茶籽化石已经十七年，离郭双兴教授1990年给出鉴定结论，也已经七年，但作者仍然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茶树器官化石，已被贵州茶学界的人士所发现。

我固执地以为，作为考察茶树原产地最为重要的实物证据，茶籽化石的出土，雄辩地证明了茶树原产地的核心位置，上述相关论著，应该加以重视并作为证据引用，从而增加其论述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让人费解。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茶籽化石作为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正在慢慢提高和扩大，知道的人正在逐渐增多。许多专家学者、茶界名人和茶文化爱好者，从认识茶籽化石开始，慢慢认识并了解了贵州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竟然是世界茶源地的核心区域！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贵州省志·茶叶》，将卢其明发现茶籽化石的过程，纳入了“大事记”。这对卢其明、对茶籽化石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交待。

文/图 黔西南日报融媒体记者 陶昌武

责任编辑 曾雯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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