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养胜地 人文兴义】盘江八属明清进士考（上）



盘州市东湖公园里的蒋宗鲁雕像 陶昌武 摄

蒋宗鲁手书的嘉靖《普安州志》序 陶昌武 摄

《贵州通志（民国）》封面 陶昌武 摄

《兴义府志》封面 陶昌武 摄

很少有人知道，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贵州单独开科取士以来，盘江八属的学子，在科考中也曾创造过辉煌，比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邵元哲、蒋思孝、李良臣3人，同科考中进士，可谓空前绝后。

梳理盘江八属的文化教育史，我们发现，明清两代共走出进士23人；比较有名的，有明代的蒋宗鲁，官至云南巡抚；王祚远，官至吏部尚书；清代的景其浚，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坊间有关进士的传闻

2021年2月23日，我编辑的《黔西南日报》文化版，发表了普安县青山中学退休教师金宇光撰写的《古镇青山，繁荣背后的辉煌历史》一文。文中在介绍青山街上居民收藏的牌匾时写道：“后街刘氏获‘三雁凌云’匾（赞其兄弟三人同科中举）。光绪七年（1881），（贵州巡抚）岑毓英题瓦光禄举人‘四维传家’匾。贵州提督学政（林肇元）授盐行街彭奉先‘进士’匾，张氏‘圣旨旌表’‘乡望在乎’‘进士’匾。”

在这段文字里，出现了四个举人，即后街刘氏兄弟三人和瓦光禄，两个进士，即彭奉先和张氏。因为作者既是当地人，又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史学功底，我作为编辑，与他相交多年，对他比较了解，认为他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最有发言权，便未加考证，编发了此文。

稿子见报后，我很快接到曾经的同事杨尚成的来电，对金宇光的这篇文章，提出诸多商榷意见。杨尚成认为：“刘氏兄弟三人同科中举，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兄弟三人不是中举，而是在童试阶段通过了府试，当时的知府，赠送了这块牌匾，给予褒奖，以资鼓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只是通过了府试，但已经很辉煌了。刘家离我家近，又因为刘芳地（金宇光文中兄弟三人之一的后人）老人与我父亲是至交，所以这些陈年旧事，我比较清楚。瓦光禄是举人不错，但青山历史上，也就出过他这位举人。至于进士，青山从来没有出过。”

通过交流，身为编辑的我，为自己的肤浅和草率感到羞愧。

杨传溥、田昌文纂修，成书于1920年，2012年8月普安县史志办点校后，由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普安县志（民国）点校本》（以下简称《普安县志（民国）》）“文选举表”“举人”条下，记载了雍正至同治年间，普安县考出去的10个举人，包括瓦光禄：“瓦光禄，同治乙亥科中式，检选知县，特授黔西州学政。”该志中确实没有金宇光文中所说的刘氏三兄弟。

也许有人会说，青山街上的彭家和张家，明明就悬挂着进士牌匾，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族中曾经有人考中进士？杨尚成说，如果确有其人其事，那早就闻名乡里了，相关史料、特别是县志，也应该大书特书，可是在普安，没有哪一部地方史料上，留下只言片语。

所谓进士，狭义地理解，即通过了科举考试中级别最高的殿试，被赐予“同进士出身”以上头衔和身份的人；广义地看，泛指已经取得一官半职或正在刻苦读书且有一定功名的人。在盘江八属民间，曾经悬挂过进士牌匾的人家，不在少数。这些牌匾上的进士，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

在我查阅到的相关史料中，确实没有发现青山街上的彭家和张家，有人考中进士的记录。

牌匾作为一种荣誉符号，都是别人赠予。那么，送匾的人，明明知道对方并未考中进士，何以理直气壮地将子虚乌有的进士头衔，刻录在木板上送给别人悬挂？当事者又凭什么能够心安理得地将此荣誉，堂而皇之地挂在家里？概括起来，大体有这样两层意思：如果这牌匾是上层有身份地位的人物赠予，体现的是一种勉励和期待，希望领受者能够百日竿头、更进一步，进而心想事成、达成愿望；如果这牌匾是同般等辈的亲友赠予，则带着恭贺与祝福，寄托着一种良好的期盼与祈愿。

在与杨尚成交流的过程中，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历史文化和青山一样厚重的古镇鲁屯，曾经听文友们说过，也出过不少举人和进士，然后百度了一下，结果发现这样一段介绍：“嘉庆和道光年间，鲁屯人在北京殿试，考取的进士十余人，翰林之多为兴义之冠。”网上另有一篇题为《古镇鲁屯，明清军屯文化重镇》的文章写道：“鲁屯文化发达，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考取的举人、进士就有15人以上。”

这个介绍乍一看去，感觉非常了得，让人钦敬之情油然而生。但仔细研读，却发现这种写法，有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之嫌，给人以云里雾里、模凌两可、似是而非之感。

事实上，除了张锳纂修、安龙县史志办校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兴义府志》“选举志”，在清代“举人”条下，有如下介绍：“李琼林，普安州人，居今兴义县地，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第九名，官邹平知县”；“李明心，府之后街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官汀州知府”；“胡尔昌，兴义县人，咸丰二年（1852）中第十六名”之外，相关史料上，并无鲁屯李氏或其他姓氏的人考中举人、进士的记录，而事实上，除李明心之外，李琼林和胡尔昌是不是鲁屯人，还有待考证。

那么，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严格地说在盘江八属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先贤高中进士、走出封闭的大山、成为国家的栋梁？这个问题，突然引起了我的兴趣。为了厘清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和传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无中生有、以讹传讹、造成误导，我查阅相关史料和近年来出版的一些研究书籍，进行了梳理和查证。

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行

在梳理和查证之前，需要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作为封建时代统治阶层的中坚和骨干，普通百姓要想获得举人和进士头衔，出人头地，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堪比登天。

节选自吴敬梓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的中学语文课文《范进中举》，大家都不陌生。在科举之路上呕心沥血多年，终于梦想成真的范进，在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的消息后，因为兴奋过度，中枢神经突然错乱，竟然疯疯癫癫的失去控制了。幸好他岳父胡屠户那一嘴巴打得及时，把他从悬崖上救了回来，然后便有乡绅张敬斋五十两银子的贺仪。从家里几天揭不开锅、母亲和妻子饿得头晕眼花，到衣食无忧、万人景仰，可谓眨眼之间，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包括胡屠户情绪的逆转，可见一斑！

为什么中了一个举人，就能把人刺激到这种程度？因为在科举制度时代，一个普通百姓摇身一变成为举人，就意味着实现了华丽转身，可能即将平步青云、登上高位，成为手握权柄的一方大员。

通过省考即乡试出身的举人，身价尚且如此，以举人身份通过了礼部主持的会试，又参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取得进士资格的人，那无疑属于人中龙凤、非同等闲之辈！

开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比较成熟。以清代为例，等级从低到高，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但童试又包括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府试在府试院进行，由知府等官员主持，院试也在府试院进行，由省里的学政主持，通过者称秀才；乡试在省里进行，通过者即是举人；会试在礼部进行，录取者称贡士；殿试由皇帝主持，录取者称进士，分为一二三甲排名。通过县试者，即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依此类推。

据史料介绍，通过会试取得贡士资格的学子，其实也就等于取得了进士资格，因为殿试时，皇帝不会对所有贡士逐一进行考核，只是从礼部考官筛选出来的前十名中，根据他的感觉和好恶，将一甲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确定，也就完事，因此殿试其实就是最后确定一甲的排名，二甲三甲的顺序，礼部考官早就排定了。每科进士录取的人数不尽相同，一甲额定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逐级增多，习惯上统称进士。

三年一次的会试（殿试），用干支纪年命名，如果是甲辰年举行的考试，即称为甲辰科，公布的录取名单，也就称为甲辰科榜；同时也用当科状元的名字命名，比如某科的状元是王大武，便称王大武榜。

进士分为文武两种，志书习惯将文进士简称进士，武进士前面，则冠以武字。这里讨论的进士，专指文进士。

有人曾经把高考比喻为过独木桥，在历史上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要考中进士，难度之大，堪比走钢丝。因为录取名额非常有限，考中的机会极少。资料显示，清代的大府，只有秀才员额二十名，大的州县十五名，小县更少。放眼全国，秀才名额只有二万五千名左右，举人限额一千五百名左右；三年一考的进士，名额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也不过两三百名，有时甚至只有一百多名，比如康熙十八年（1679），就才录取一百五十一名，按当时十八个行省分配，一个省平均不到九名。最后一届科举考试，是光绪三十年（1904）的甲辰科，共产生进士二百七十三名，其中一甲三名，二甲一百二十名，三甲一百五十名。按当时二十三个行省分配，平均也才十二名不到。竞争之激烈，难度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即使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也要看机遇和临场发挥，还要看遇到的考官，志趣是否相投，不见得学问深厚，就能如愿以偿、顺利过关。

贵州历来被视为蛮夷之地，偏远闭塞，建省又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都相应落后。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在贵阳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行省的正式建立。但和未建省之前一样，各府录取的秀才，要到周边的湖南、四川或云南参加乡试，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朝廷才批准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即可以在省署贵阳举行乡试了，但也仅有二十五个举人的名额，比同期云南的四十名，少了许多。因为如此，单独开科取士三年以后的嘉靖十七年（1538），盘江八属历史上才出现第一个进士蒋宗鲁。

不过，有点让人意外的是，明清两代，贵州还是出了七百多名进士、六千余名举人！有人认为，这个成绩，在西部地区，也不算太差。

在这个也算庞大的精英团体中，有多少来自盘江八属？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最终回答的问题。

历史以来，南盘江和北盘江之间的这片区域，曾经分分合合，行政区划更迭不断，曾经的普安卫、普安州、普安府、普安厅、普安直隶厅等，治境一度包括了今天黔西南的大部分疆域。直到顺治时析普安州地设普安县（含兴仁），康熙时设南笼厅（后改为兴义府）、改安南卫为安南县，嘉庆时继续析普安州地和兴义府亲辖地设兴义县，普安州升为直隶厅，才与兴义府分治。但到了光绪末年，普安直隶厅又改隶兴义府，民国年间，两地合称盘江八属；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改名为盘县的普安直隶厅，仍然隶属兴义地区。因此考证曾经的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要查清明清时期的进士情况，必须将黔西南与今天的盘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

当局为读书人准备的科考条件

受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同时也为了培养、发现和选拔人才，为我所用，明清两代，盘江八属各府州县统治当局，按照上层的旨意和要求，在尊师重教、兴学育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谓竭尽所能、不遗余力，给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地方贤达出于造福桑梓的意愿，也纷纷加入其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包括永历皇帝，在安龙虽才短暂的四年，而且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但也不忘重教兴学、开科取士，考选了一批官员。

早在明朝初年，普安州便设立了儒学、义学、社学、书院以及多处私塾。据《盘县特区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综合嘉靖《普安州志》、乾隆《普安州志》和王粤麟等篡修、光绪十五年（1889）成书的《普安厅志》的记载介绍：“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嘱咐普安军民府知府，凡有弟子皆令入国学授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明实录》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甲辰云：“改贵州前普安安抚司儒学为普安州儒学。”《清实录》顺治十八年（1661）闰七月已卯云：“云贵总督赵廷臣疏言：‘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俟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心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文教。’从之。”

在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同时，还修建了考棚，为人才成长疏通渠道。《普安厅志》记载，“考棚，道光十五年（1835），同知韩阙名率绅民择基于南坛山捐修。同治七年，因兴义府陷于贼，学院廖按临普安厅，调考兴义五属生童，同知吴宗兰暨绅民等筹款，重建号舍二十余间，桌凳俱全。光绪六年（1880），同知俞渭复增修号舍六间……”此前的考棚和试院，未见记载。

兴义府及其所属各州县，学校设置相应较晚，境内学子，有明一代，多到普安州学附读附试。《兴义府志》记载：“兴义府，明时为安隆所、安南所，附于普安州学。”直到明末，南明王朝才在安龙创办了府学，但很快便被改为社学、义学，没有科举名额。《兴义府志》记载：“明末安龙府学，详改为社学，迨教习苗童，即为义学。”

《黔西南州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介绍：“明永乐十一年（1413），普安安抚司始设安抚司学（俗称土司儒学），学址在今盘县城北十五公里处。永乐十四年（1416），安抚司学改为普安州学。普安州辖今兴义市及兴仁、普安两县部分地方。明代及清初，三地多数生员和安龙及安南大多附读、附试于此校。境内明及清初科举人才，也大多肄业于此校。”

直到康熙末年，经朝廷批准，南笼厅才开始兴办厅学，但所给的秀才名额，非常有限。乾隆年间汇编成书的《钦定学政全书》云：“康熙五十四年（1715），议准南笼厅设立学校，取进文武童生各八名，分普安县训导专司学务……雍正三年（1725），议准南笼厅设学已经十年，人文繁盛，照例设廪额二十名。”也就是说，到了这时，兴义府始有秀才名额20名。这些秀才，是兴义府亲辖地即安龙和府属的兴义、普安、安南、贞丰、册亨等州县的童生，通过了兴义府试院的院试，选拔出来的，他们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接下来就是到省里，冲刺举人。

当时设立的义学，有兴义府、兴义县、普安县、安南县、贞丰州和册亨义学。所谓义学，又称义塾，即免费的私塾，重点在于培养少数民族子弟。康熙四十四年（1705），朝廷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学者，亦令送学。

在雍正九年（1731）以前，因为没有府试院，兴义府的生童，要到安顺府参加院试，跋山涉水，极其不便。为此，贵州巡抚张广泗，专门向朝廷写了奏疏，请求在兴义府设立试院，方便当地学子就近参考。其在《请建试院疏》里说：“为请建试院，以培人才事……以南笼府向系厅学，生童皆赴安顺府合棚应试，计程途十站有零。今则改厅为府，并隶二州二县，生童为数已多，若仍赴别府就考，实属偏累不便。”得到批准，时任知府黄世文，新建府试院于府署右侧，后又迁至东门外大佛山麓。

但这座试院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制庳陋，号舍少，不足以容多士；墙垣卑，不足以严关防”，因此到了道光年间，知府张锳筹资予以迁建重修。《兴义府志》记载：“试院拓，关防密，而后真才出……乃创捐得白金三万有奇，迁建试院，都计得屋二百有九间……”节余的资金，部分发还普安、册亨等相关县份，用于创办书院。

试院迁建后，选拔了大批人才。张锳有一篇题为《植桂轩记》的文章，说他看到士子们在兴义府试院里安然读书的情景，心里高兴，便栽了六株桂花树。一晃十年过去，“新秋，忽六桂齐花，余喜甚，日徘徊花下赏之。余喜，不惟喜花，喜郡士秋捷必多也。旋闻秋闱揭晓，登第者人之数符桂数，亦六，多昔弦诵轩中者……”更离奇的是，“今春，轩左望杏楼侧，古杏吐花极盛，而郡孝廉景子其浚捷南宫，入词林，继太史步……”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迷信色彩，却也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有所成就，须先树立目标，然后才可能“有志者，事竟成。”

“郡孝廉景子其浚捷南宫，入词林，继太史步”，说的就是景其浚于咸丰二年（1852），高中进士一事。

相传，张锳为了鼓励学子们刻苦读书，求取功名，成为有用之才，每日夜里派遣两名更夫，从衙门出发，前一个提灯笼，后一个挑桐油，沿大街小巷巡城打更。途中但见哪户人家，有学子还在挑灯夜读，两个更夫便停下脚步，对着大门高喝：“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喽！”待读书人持盏开门，更夫便取出油壶，往读书人的灯盏里续油，临别还补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早取功名！”

据说，这便是现在到处使用、流传甚广的“加油”一词的由来。

梳理盘江八属的教育档案，我们惊喜地发现，自从明朝初年，朝廷在普安设立儒学、特别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单独开科取士以来，盘江八属的历代学子，在科考中，曾经多次创造过令人瞩目的辉煌。首先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普安州的邵元哲、蒋思孝、李良臣三人，同科考中进士，这是空前绝后的成绩；这一年的会试（殿试），总共录取进士394名，虽然在历科会试中，数量较多，但一个偏僻荒远的州，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殊为不易。其次是隆庆元年（1567），普安州的蒋行可、戴廷元、唐维翰、武懋功、徐明望、王奉先、陈时范等7人，同科中举，当年的举人名额，全省仅有25名。三是天启元年（1621），普安州的蒋明良、孙延甲、张应运、尹汤举、顾懋德、戴文斗等6人，同科中举，当年的举人名额，全省仅有30名。四是咸丰二年（1852），兴义府的徐世德、胡尔昌、缪振经、张德俊和张锳之弟甘苹、张锳之子张之洞等6人，同年中举，当年的举人名额，全省共40名，也算不简单（同年的乡试，《普安厅志》未见有人中举的记录）；当然，甘苹和张之洞不是在贵州考试，而是在他们的户籍地直隶省即北京，张之洞还取得了第一名即解元的优异成绩，名满京城，被喻为神童；当时的政策，也是不允许考试移民现象的，但他们是在安龙读的书，因此被张锳作为从兴义府走出去的人才看待。五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刚刚改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的笔山书院13名学生，在堂长徐天叙的带领下，赴贵阳报考通省公立中学，居然全部被录取，占录取总数的四分之一，名震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这也难怪，明崇祯十一年（1638）初夏，徐霞客在游历云贵、经过盘州时，为当时当地人才辈出的现象所震撼，由衷地在游记里感慨道：“然是城（当时的普安州）文运，为贵筑之首，前有蒋都宪（蒋宗鲁），今有王宫詹，名祚远。非他卫可比。”

责任编辑    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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