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养胜地 人文兴义】盘江八属明清进士考（下）

很少有人知道，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贵州单独开科取士以来，盘江八属的学子，在科考中也曾创造过辉煌，比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邵元哲、蒋思孝、李良臣3人，同科考中进士，可谓空前绝后。

梳理盘江八属的文化教育史，我们发现，明清两代共走出进士23人；比较有名的，有明代的蒋宗鲁，官至云南巡抚；王祚远，官至吏部尚书；清代的景其浚，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新编县志关于进士的记载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县市先后编纂出版了新的志书，其中一些在“教育志”部分，介绍了当地科举考试的情况。

《兴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介绍：“兴义从清嘉庆建县设官学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考的107年间，由私孰应试的学童中式者有文生221名，贡生98名，还有进而考取的举人8名，进士4名。”但这4名进士，家住何处、姓甚名谁、官阶大小、生平事迹等情况，并无详细介绍。据蒋芷泽纂修、民国37年（1948）成书，兴义市史志办点校、开明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的《民国兴义县志》记载，整个兴义历史上仅乾隆年间，出过1名进士，即卢世昌。但当时兴义还未建县，因此其被记录为普安州人。鉴于《兴义县志》的“进士4名”无从查考，只能相信“碑录索引”和《民国兴义县志》的介绍，即兴义市历史上仅出过1名进士。

《兴仁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介绍：“县境原系土司领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0），按‘诸土司皆立儒学’的规定，城内始有人设私塾教学……贡生王绍湘在家乡粑粑铺设馆讲学40余年，其学生张鸿湘、李超然、王洪刚先后成为贡生，其孙王国珩入进士……县境生童在清代考取举人4人（其中武举一人），贡生41人，进士2人（其中武进士1人）。”

这里的“其孙王国珩入进士”，应该就是紧接着介绍的“进士2人”之一。但在《兴义府志》《普安厅志》《贵州通志（民国）》《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贵州教育史》和“碑录索引”里，都找不到“王国珩”的名字，因此这个记载是否属实，还需要考证。

《贞丰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人物”在介绍清末当地名医姜讯之时，说“清代拔贡，出生于一个世代行医家庭。其堂祖姜渭滋，乾隆年间进士，知识渊博，精于医理，曾任印江县学政。”然而，该志“私塾”条下附录的《贞丰县科举考试简况》则说：“乾隆三十五年（1665），州人姜渭滋试举恩贡生，官安化教谕。”并未说他考中进士，而只是一个恩贡生，有自相矛盾之嫌。“简况”罗列了雍正以来的科考成绩，最高的只有举人，没有进士。同样在《兴义府志》《普安厅志》《贵州通志（民国）》和《明清贵州七百进士》《贵州教育史》和“碑录索引”里，也找不到“姜渭滋”的名字。

《盘县特区志》记载的邓再馨情况较为详细：红果镇人，历任国史馆纂修，江西道、福建道监察御史，山东莱州知府等职。嘉庆十三年（1808）在北京去世后，其子受璜扶柩回乡，将其归葬于今盘州市红果镇甘沟桥宋家高田山上。碑正中阴刻“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显考邓公号兰溪府君墓”。邓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两次被盗，后经修复，原貌尚存。

其他进士的情况，相关史料的记载都很简单，而在普安县（含兴仁）和兴义县设立之前，这两地的多数地方，又尚在普安州范围内，因此属于现在盘州地域内的14名或16名进士，可能也有个别人的籍贯，在今天的普安、兴仁和兴义范围。就如《兴义县志》和《兴仁县志》所记，境内曾有过进士4人和1人，这4人和1人，是不是包含在盘州的14名或16名之内？因为缺乏更加详细的史料，无法考证。

上述史料，对这些在当时堪称显赫的人物，少数记载相对详细，多数比较简略，有些却仅存其名。对于仅存其名的这些进士，笔者以为，其功成名就、外出为官以后，便举家外迁，再也没有或不愿回来，甚至和家乡失去了联系。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或时间相隔太久，或无法联系其后人，志书编纂者无法获得更为详尽的资料，只能一笔带过，完全可以理解。

对于功成名就、外出为官以后，不愿回到贵州的官员，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清初著名理学家、平坝人陈法，就曾颇有微词。他弟弟陈浩通过科考走上仕途、外出为官后，选择在长沙附近置产定居，不愿回到贵州，他感到很是不解，然后写了《黔论》一文，历数贵州的优越性，加以劝诫。“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先贤们，留下的资料非常匮乏的重要原因。

开发程度关系教育的发展

从盘江八属所出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我们发现，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与那个地方开发早晚和开发程度深浅关系密切。盘州地处黔滇大道要冲，明初就设立了普安卫，机构设置较早，古驿道横穿州境，区位优势突出，官宦商旅往来频繁，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政治、经济相对发达，从而为教育的兴盛、人才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同时，安龙也值得大书特书。南明王朝播迁安龙四年，曾经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广纳贤才，开启了当地文化教育的新篇章。特别是居住在安龙县城的景氏家族，在人才培养上，可谓独占鳌头、独领风骚、首屈一指。

《兴义府志》“学校志·试费”条下，“兴义府试费”云：“岁科试卷田、报名田，郡绅景寿春捐置……按，道光二十一年，郡绅、通州知州景寿春捐银二千六百两，购田为岁科试卷田……”

景寿春，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通州知州、徐州知府，曾亲率官兵抗击英国侵略者。其祖父景殿飏，官贵筑教谕；父亲景震、叔父景雯，皆为训导；其弟景尧春，官顺宁知县；长子景其淦，官荆溪知县，次子景其澍，官黄平州训导。此外，景氏家族还有景其浚，进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景方昶，进士，辰州府知府；景其沅，举人，四川酉阳直隶州知州；景其全，举人，官阶不详。景氏一家五代多人，皆入仕为官，身居要职，可谓人才倍出、门庭显赫。

据《兴义府志》介绍，景震与景雯，乃孪生兄弟，在世时同为训导，教书育人，兄弟俩相互支持，携手共进，相隔一年去世后，又归葬一处。他们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都堪为榜样，有口皆碑。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石葆元，撰有《二景先生传》：“固知两先生之康于其躬，以克启其后者，由其行谊卓卓，一秉教谕君之训，内敦乎孝友之实，而外有以淡乎当世之荣利，用能享大年、致令名，蔚为儒者之宗，以世守其家学于弗替也。”

当时还有许多诗文，歌颂他们的为官处事功德，包括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也有诗《读二景先生传》赞曰：“伯仲有两楷，午未分二卿。岂尹贵孪生，所难其令名。黔中山水秀，郊薮游麒麟。我见云台族，笃此双孪生。成均联鸑鷟，御侮飞鹡鸰。屏风设两座，锦玉尤天成。老去不异窆，携手芙蓉城。允矣贲双诰，后起多峥嵘。昆玉一以贵，合璧矧琼瑛。无独而有偶，谅哉难兄弟。今我展遗像，异端开华平。”

安龙景氏族人，为明初光禄大夫、都督同知景双鼎次子景伏二后人。时至今日，景氏家族仍有许多子弟，活跃在不同领域。兴义府试院部分恢复重建后，题写大门门额和对联的景喜猷，便是其中之一；时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景氏家族的家教渊源，值得研究和弘扬。

在景氏之外，还有普安州的蒋氏也非常了得。《兴义府志》记载了其一家祖孙三代四人的情况：“蒋廷璧，普安人，嘉靖元年中举……蒋宗鲁，廷璧子，嘉靖十六年中举……蒋思孝，宗鲁子，嘉靖四十年中举……蒋思忠，宗鲁子，四十年中举，官知县。”在祖孙四人都取得举人的基础上，蒋宗鲁及其子蒋思孝，还分别于嘉靖十七年（1538）和四十四年（1565），相隔二十七年考中进士，可谓将门虎子。巧合的是，有明一代，普安州蒋氏家族另外还有两个进士，即蒋杰和蒋克达。

当然，和省内其它地方相比，和中原地区相比，地处边远的盘江流域，尽管也曾有过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他们的聪明才智，进入最高当局的视野，得以到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抱负，实现其人生价值，但总数偏少，从而折射出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

勿庸讳言，这些通过读书取得功名的才俊，基本上属于汉族子弟，大多属于官宦士绅家庭出身，既有优裕的经济基础，又有良好的书香氛围。

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及其随后实施的卫所制度，以及清朝初期的改土归流和连年征战，促使大量江浙湖广的官员、军士、商人和普通民众，移民贵州，参与贵州的开发和建设。他们不仅带来了朝廷对这方土地的治理需要，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教育思想，并使之世代相袭、生根开花，从而为子孙后代通过科举渠道，走出大山，跻身仕途，奠定了基础。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盘江八属作为偏僻荒远之地，无论出过多少志高才大之人，都是先贤为后人留下的榜样，值得欣慰和庆幸，也值得敬仰和学习。

部分先贤的生平轶事

因为时间久远，资料缺失，在盘江八属仅有的23名进士中，多数人都仅仅只是留下一个名字，详细的生平事迹和为官从政经历，无从查考。只有少数当时职位较高、影响较大，或在某些方面学有专长者，才为后人留下一些较为清晰的脉络和轨迹。

在此，笔者综合相关记载，将其中资料较为丰富的蒋宗鲁、蒋杰、王祚远、景其浚、卢世昌、陈周书等人的情况，整理如下。同时还通过网络搜索，查询到卢世昌、陈周书的部分书画作品，一并刊载，以飨读者。

云南巡抚蒋宗鲁——

字道父，明朝普安卫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浚县知县、刑部主事、云南临沅兵备副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并巡抚云南。

蒋宗鲁在任云南巡抚时，“有东川土目阿堂杀其主自立，蔓延三省。宗鲁至，阳调各兵，而阴以士兵败贼于野马川，设奇用伏，不数月而平，阿堂授首。”

明世宗宠用害政误国的奸臣严嵩，修建大殿，极尽奢侈铺张，下令云南开采大理石，而且明令见方七尺的五块、见方六尺的五块、见方五尺的十块、见方四尺三尺的各十五块，并限期运抵北京。蒋宗鲁深知，开采和运输如此体量的大理石，非常艰难。他非常体恤民间疾苦，冒死上疏朝廷，请求减免此项征收。蒋宗鲁的犯颜直谏，精神可钦可敬，但却得罪了严嵩，最后被免职还乡。“因与严嵩忤，乃引归。”

他一生写了不少指陈时弊的谏疏，但多被置之高阁，未能引起重视。

蒋宗鲁留有一些诗作，兹引《碧云洞》（该洞在盘州市城关镇西郊）一首如下：“云水难明万象天，奇踪异宇洞中悬。瑶坛翠挂虬龙现，华盖丹崖鹚鹤旋。涧道风湍开远献，石门花雾带平川。蓬瀛仙侣耽春胜，对酌仓洲思爽然。”

据《盘县特区志》记载，蒋宗鲁去世后，与其妻潘氏合葬于今盘州市城关镇南面的龙耳坡上，墓向西北，原用青石包砌，墓碑立于万历戊子年（1588），正中竖行楷书阴刻“恩荣明进士巡抚云南都察佥都御史虹泉蒋公、诰封太恭人潘氏墓”，碑柱浮雕花瓶、双凤、大鹏、八仙等图案。

明末书法大家蒋杰——

字美若，号象岩，普安州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8）进士。曾任广东副使，文采风流，诗文清丽，雅有时誉。他纵情山水，足迹几半天下，所到之处，多有题咏，其在赣粤交界的大庾岭主峰梅岭上的“南粤雄关”“岭南第一关”石刻匾额题字，至今犹存。其与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被喻为“晚明四大书法家”。

蒋杰的传世书法长卷《登岱诗册》（市面上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和岳麓书院出版社两种版本），笔意随诗意起伏，时而刚时而柔，时而迅捷时而迟缓，时而飘逸时而沉稳，时草时行，中锋与侧锋并用。书韵纵逸与诗情洒脱相映成趣，书法显露了情性，情性又融会于书法，独树一帜。蒋杰罢归时，正值贵州有安邦彦叛乱，他便流寓荆州，以琴书自误，直至终老。

蒋杰书法代表作《登岱诗》开篇 （网络图片）

吏部尚书王祚远——

字无近，普安州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官至吏部左侍郎。《兴义府志》说他“少负异才，下笔万言立就，凡试牍不起草，既成而后补之。诗文闳肆，书法尤工。充经筵讲官，丰神秀整，词旨清彻，熹宗常目送之。总铨政，进退人才，各当其任。”

由于学识渊博、才学卓越，王祚远倍受明熹宗的器重，担任礼部侍郎期间，还充当了明熹宗的经筵讲官。在充当经筵讲官的时日里，王祚远以他丰仪秀整的形象，洪亮的谈吐，赢得了明熹宗朱由校的常识。

王祚远看到当时的苛捐杂税造成百姓万般疾苦，就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以及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主张和意见，因为这些意见触碰到了当时一些人的利益，所以“东林党人”视王祚远为眼中钉，横加打压，以致最终“以病请归，未及大用。”

内阁学士景其浚——

字剑泉，兴义府城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官至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土兼礼部侍郎等；曾提督陕西、河南、安徽学政，累官至从二品，光绪二年（1876）去世。

景其浚工楷书，精鉴赏。同治十三年（1874），穆宗皇帝驾崩，灵堂上供奉的牌位文字，乃为其手书。

现将《清实录》关于景其浚的部分记载，摘录于此，其为官从政历史及显赫地位，籍此可见一斑。

咸丰五年（1855）六月癸卯：“以光禄寺卿周玉麒为浙江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景其浚为副考官。”同治元年（1862）四月甲寅：“河南学政景其浚奏进《历代君鉴》。得旨：景其浚所进《历代君鉴》，足资考镜，著留览。”同治七年（1868）八月丁卯：“以詹事府詹事景其浚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光绪元年（1875）四月甲午：“以吏部……内阁学士景其浚、内阁学士翁同龢为大考翰詹阅卷官。”

提督安徽学政期间，景其浚题写的“徽州试院堂联”，流传较广，评价较高。该联如下：“桃李在公门，地近三十六峰，多士悉钟黄海秀；宫墙侔阙里，薪传七百余岁，几人能读紫阳书。”

景其浚曾上疏弹劾贵州巡抚张亮基，“玩兵侵蚀，纵暴殃民”，朝廷下诏革张亮基职。光绪元年（1875），以咸同年间贵州频遭兵祸、兴义府深受其害及官绅士民死难情形奏闻于朝，为之请荫请袭，又主张将绝产充公，得到恩准。

丰县知县卢世昌——

号絅斋，兴义人，乾隆十七年（1752）举人，两年后考中进士。因其父首登是桂阳（今湖南省桂阳县）人，三藩之乱加上幼年失怙，成人后远离家乡，到贵州做生意，并在兴义成家，因此卢世昌出生在兴义。取得进士功名后，卢世昌回到桂阳认宗归祖，复籍为桂阳人，后授丰县知县。

卢世昌勤政廉政，开仓赈济饥民，对官场的繁文缛节十分厌倦，最后被免去官职。回到兴义后，参与了兴义县城的选址和赵家渡石拱桥（已毁）的修建。《兴义府志》说：“岁饥，开常平仓以赈之，先发而后请刻，大史优容之，但令岁丰补足，加敬焉。世昌又善形家言，县城之建于黄草坝也，实世昌相度之，人以为得阴阳流泉之势焉。”

卢世昌文学功底深厚，诗文颇丰。主修了《丰县志》，著有《丹霞山人集》，善于画兰，有《滋兰树蕙图》传世。《黔诗纪略后编》存其诗六首，其中《自题藏书室》四首之一云：“结庐亦人境，因树荡烦嚣。容膝不在广，取足在书巢。绸缪拾荆棘，零落团衡茅。西风从何来，吹我青林坳。秋声萃络苇，白露泫蟏蛸。一朝岁月驶，两鬓同蓬凋。宝哉换骨丹，览古时长谣。”

画梅高手陈周书——

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三甲第一百另八名，芜城（今江苏省江都县）为官。网络上有这样一段评介文字：“善画梅，有逸气，惜不轻作，好奇学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士林。”

陈周书留下的多幅梅画作品，至今亦是收藏佳品。据卓克艺术网介绍，2019年9月6日，上海朵云轩拍卖行，以13800元的价格，拍卖了他的一幅题为《墨梅图》的作品。该网同时展示了他另一幅作品《月下牡丹扇片》，显示为上海敬华拍卖行，估价6800元以上。

陈周书绘画作品《墨梅图》 （网络图片）

辰州知府景方昶——

景方昶为景其浚侄子，景氏家族第二个进士，安龙历史上第三个、也是盘江八属最后一个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中式，“选庶吉土，入翰林、授编修”。曾作为副考官，到河南、广东参与主持乡试。后朝考业绩优异，列为“京察一等”，外放湖南辰州任知府。

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景方昶作为清朝遗老，随侍退位皇帝溥仪定居天津。“参考网”有一篇题为《我与刻铜墨盒的初恋》的文章，作者说他收藏到一方景方昶题名的刻铜墨盒，比较欣慰。文中写道：“景方昶系清宫庭官吏，末代皇帝溥仪对景方昶青睐有加，其在《我的前半生》中，曾四次提到景方昶。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景方昶作为追随者，也从北京来到了天津。溥仪在王公旧臣的辅助下，在天津张园重新组建了‘小朝廷’，以期实现他们所谓‘还政于清’的梦想。溥仪来到张园后，下了‘谕旨’，改北京紫禁城时的内务府为‘清室驻天津办事处’，办事处内设军机处；任命郑孝胥、胡嗣瑗、景方昶等人为驻天津顾问。军机处下设总务处、庶务处、收支处、交涉处等，收支处由景方昶任事。除此之外，景方昶还得到了更重要的差事，溥仪钦点景方昶为‘南书房行走’……景方昶得以入职南书房，以清末遗老的眼光看来，确属殊荣，受到的恩宠程度是不一般的。由此基本可以确定，此方微型文字墨盒，应该是溥仪近臣景方昶所题赠的，是一方很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收藏品。”

景方昶题赠的刻铜墨盒盒盖 （网络图片）

晚清民国时期，被称为“最后的文玩”的刻铜文房，深受文化名流和收藏爱好者的追捧，风行一时，曾担任兴义笔山书院山长的姚华，参与制作的刻铜文房，非常出彩，热衷收藏者众。说明身为文化人的景方昶，也参与到了刻铜文房的制作中。

限于资料和精力的局限，这里只是一个粗略的考证，旨在抛砖引玉，许多进士的生平事迹和更多为官从政经历，还有待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进一步挖掘和探求。

责任编辑    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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