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养胜地 人文兴义】黔西南出土的这种青铜乐器，到底叫“句鑃”“铜钲”还是“钮钟”？

1984年8月，兴义佐舍乡白桥村（今属万屯镇）村民王恩吉，在自家附近李老常垭口开山采石，挖出两件汉代青铜乐器。均合范铸造，形状大小基本一致，重量为3斤，通高均为29.5厘米，铣尖微外侈，铣口深凹，宽14厘米。形体瘦长，腔体呈合瓦状，即像两块瓦片合在一起。腔顶称舞，舞平。腔体近舞处均开有方形穿孔。舞面立圆柱形柄，高4厘米左右。柄中空，与腔体相通，柄中部开长方形穿孔，非常巧，柄首封衡处均有块状残缺。其中一件沿腔体铸1厘米宽带状线条，内饰叶脉形、三角和圈点纹，两侧对称。这类文物因为在黔西南州是首次出土，因此定名过程颇为“曲折”。

兴义万屯出土青铜乐器

最开始定名为“编钟”，现在想来，应该是编钟在全国比较出名，大家有个模糊的印象。过了几年，有人认为文物上有柄，这个部位在编钟上称为甬，因此换了一个更“精准”的名字，称为“甬钟”。又过几年，又有人认为，柄上有穿孔，明显用于悬挂，因此又换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定名“吊钟”。最后，大家发现这两件乐器铣口深凹的特征与浙江德清武康山出土的“其次句鑃”、绍兴出土的“配儿钩鑃”（金文“句”通“钩”）非常相像，因此达成一致意见，将其定名为“句鑃”。

兴义万屯出土青铜乐器

青铜器命名有一种“自名”情况，即器上铭刻的文字中，本身就含有器物的名称。也就是说，“自名”就是当时的古人对器物的称呼。“句鑃”一词，未见诸早期文献，但“其次句鑃”上铸有铭文：“其次择其吉金，铸句鑃”，意思是一个叫“其次”的人，选用好的铜料，铸此“句鑃”。绍兴出土的“配儿钩鑃”，意思亦然。既然古人已经有命名，今人当然不便改之，便“拿来主义”，同类型器物也相同称呼好了。“其次句鑃”有铭文“以享以孝，用祈万寿”。“配儿钩鑃”有铭文“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此外，还有一件出土于江苏常熟的“姑冯句鑃”（仅存著录，今器不存），上有铭文“以乐宾客，及我父兄”。由此可知，“句鑃”是祭献或宴享时使用的乐器。

安龙县西城窖藏出土青铜乐器

现在问题来了，上述“句鑃”铭文，只有当铣口朝上、柄朝下时，才能顺读。再者，“句鑃”体型较大，手持演奏，颇为费力。因此，其演奏方式为“倒插植奏”。而兴义万屯出土的两件“句鑃”，柄为圆形，上有穿孔，明显用于悬挂，即使用时应当是柄朝上，铣口朝下，演奏方式应为“悬奏”。两者器形虽然极为相像，但演奏方式正好相反，那兴义出土的这两件还能称为“句鑃”吗？答案显然值得商榷。叫你“句鑃”好多年，仔细分析，居然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应该叫什么呢？

《国语·吴语》这篇文章，吴王夫差于三军阵中，令人敲响“丁宁、錞于、振铎”三种乐器，贵州出土了8件“錞于”，排在“錞于”前面的“丁宁”，又是什么乐器呢？听到“丁宁”这个词，容易联想到铃铛的声音。这种联想完全没错，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云：“铃，令丁也。”清朝学者段玉裁作注：“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不管“丁宁”还是“令丁”，都是对铃声模仿的象声词。但在更早的春秋时期著作《国语》中的《吴语》和《晋语》两篇文章，都说“丁宁，令丁，谓钲也”。因此《说文》又载：“钲，似铃，柄上下通。”

其次句鑃 浙江德清武康山出土

同“句鑃”不同，“钲”屡屡见诸早期文献。两者巧合的是，“钲”也有三件出现“自名”情况。旅顺博物馆藏有一件“冉钲”，也称“南疆钲”，铭文有“冉，铸此钲铁。女勿丧勿败。余处此南疆。万世之外，子子孙孙”等语。意思是一个身处“南疆”名字叫“冉”（现考证推测为春秋时期吴国国主寿梦）的人，铸造了一件“钲”，希望子孙团结振作。与“句鑃”最大的不同，“冉钲”铭文是柄朝上时顺读。并且柄为圆柱形，中空，有圆形穿孔，柄首封衡。结合兴义出土的两件同样是柄为圆柱形，中空，有穿孔，并且柄首封衡处有块状残损，那兴义出土的会不会是“丁宁”，也就是“钲”呢？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冉钲

据朱国伟《钲与句鑃辨析》一文，“句鑃”属于吴越乐器，主要在吴越文化所涉范围内的浙江、江苏、山东、广州有出土。而“钲”的发现范围非常广，覆盖秦晋、齐鲁、荆楚、巴蜀等多个文化范围，特别是毗邻贵州的湖南、四川、重庆都有出土。因此从出土地点看，兴义出土的两件，为“钲”的可能性大。其次，目前发现的“句鑃”，均为长方形扁柱柄，多为实心，而且无穿孔。“钲”虽然种类很多，有圆柱柄、多棱柄、环钮柄等，相对复杂，但从圆柱状空心柄有穿孔这个特点来看，兴义出土的两件，仍然是为“钲”的可能性大。再次，“句鑃”的演奏方式为“倒插植奏”，而从“钲”的具体出土情况看，即可“倒插植奏”，但大部分均为“用手持奏”或“悬奏”，因此从概率上来说，兴义出土的两件，还是为“钲”的可能性大。

早在1962年2月，松桃县长兴区木树乡与5件錞于同时出土的，就有一件铜钲，铜质坚实厚重，合范铸造。全身素面，无纹饰。残损严重，柄已完全缺失，舞面仅存纳柄的圆孔。残高21厘米，铣口宽12厘米。据省博馆李衍垣老师撰文介绍，当时的定名就是“铜钲”。只是限于条件限制，信息闭塞，黔西南文博工作者并不清楚这件文物，导致无法比对定名。

2008年7月，黔西南州安龙县西城改造，发现一窖藏，又出土3件同类型文物。大小形制相当。高23厘米左右，铣口宽11厘米左右，同兴义万屯出土的两件非常相似。器物也呈合瓦状，形体瘦长。腔体近舞处均开有方形穿孔（其中一件只开一孔），穿孔下方饰叶脉形纹，腔体两侧及铣口分饰斜线纹、三角纹，中下部分铸短乳丁9枚。扁圆管状柄，中部开圆形穿孔，柄仅高5厘米，无法用手持握，使用方式“悬奏”无疑。为慎重起见，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在《贵州安龙新出铜器》一文中，将其暂定名为“铜钲”。

著名国学大师郭沫若认为，“钲与句鑃实一物二名，今知句鑃即是钲”。今天，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种说法有误。“钲”不仅可以在行军时使用，还可用于祭祀、狩猎、宴乐等。贵州出土的6件，根据前述证据，可以排除是“句鑃”，倾向为“铜钲”。2009年，铜仁市在对锦江流域铜仁段进行考古调查时，又发现并征集到一件金属乐器，与大名鼎鼎的冉钲几乎完全一样，特征非常明显，为铜钲无疑，但与黔西南州出土的则有明显区别。

兴义、安龙出土的这5件金属乐器，在腔体上部靠近舞面位置，均开有方形穿孔，这种情况与铜仁发现的铜钲明显不同，也不见其他地方出土的铜钲。此外，安龙出土的3件，腔体铸有短乳丁纹，这种用乳丁纹装饰铜钲的情况，也非常少见。历史上黔西南的兴义、安龙与黔东北的铜仁并不是受一个文化系统的影响。黔西南毗邻云南、广西，受滇越文化的影响明显多一些。如贵州仅在安龙出土羊角钮钟。反观这5件金属乐器，与羊角钮钟的腔体穿孔位置，完全一样。基于此，兴义、安龙出土的这种青铜乐器，笔者认为，既不叫“句鑃”，也不叫“铜钲”，而是叫“钮钟”。因为其上是直甬柄，区别于“羊角”，故可定名为“直甬柄钮钟”。

责任编辑  张心瑞

二审 戴宏瑶

三审 彭原清